恒大悲剧就是前车之鉴,香港再不变就来不及了

来源: 杭子牙 日期:2021-09-28

了解恒大债务危机的本质,和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治理风暴背后的深层逻辑,有助于对香港社会正面对的改革命题,特别是香港政府与地产商应承担的改革责任有更深入认识。

导致恒大债务危机的原因非常复杂,表面上看,是创始人亲属及企业高管提前大规模兑付理财产品招致客户挤兑,引发了市场信任危机,在偿债压力下,靠自有资金、销售收入和新募集到的资金无法支付到期债务及利息。

深层次原因是中国政府的房产市场调控措施改变了市场预期,市场资金也因为政府要求银行收紧房产信贷出现了流动性紧缩。但在根本上,是恒大公司决策层低估了中央政府整顿房地产市场的决心所致。

中央政府早在几年前就提出了“房住不炒”的要求,但是,包括恒大在内的很多房地产企业却认为它只是一时权宜之计,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政府必然会为经济增速考量而放松管控。

所以,虽然政府三令五申,多次划出红线,警告房企尽快去杠杆,降风险,但多数房地产企业还是和政府的调控决心对赌,不仅没有降低债务风险,反而继续在高负债的老路上加速扩张。

恒大正是其中最激进的代表,也是中国最大的民营房地产巨头之一。结果,当中央政府决定对房产市场进行整顿,收紧银行对房产市场的信贷支持后,恒大的财务状况迅速恶化,危机就此爆发。

很多人在问,为什么要进行这一轮市场秩序整顿?答案是因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让位于推进实现共同富裕,而资本在一些领域的无序扩张和贪婪本性与此产生了方向性矛盾,“尾大不掉”更成为一个正在萌芽的问题。

在历史性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执政党对中国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平、正义、法治、环境、共同富裕等,开始成为新追求目标。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中国以后着力要解决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国政府绝不可能再单纯为了经济增长而放任社会发展失衡,让民众尤其年轻人的不满继续蕴藉。

如果说房地产因为资本过度主导,已经成为内地社会稳定的一大风险,追求公平已经替代经济效率成为内地社会的最大共识,那么香港的情况绝对比内地要更严重许多倍,香港市民对于社会公平的诉求也更强烈许多倍。

长期以来,因为对自由市场的迷思,港府在“大市场,小政府”思维主导下一直对经济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资本成为主导城市产业发展与利益分配的唯一主角,香港几家大地产商在当地制度下也因此而拥有超强影响力,包括影响特首的选举与港府政策等。

事实上,香港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糟糕到令人震惊的底层市民居住环境,早已成为这个高度国际化城市最丑陋的一面,是香港一切矛盾冲突的总根子,而地产商们的贪婪和“挟资本以令港府”对改革的抗拒,则是问题一直迟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2019年发生的香港骚乱,表面上是由反修例引起,在本质上则是由资本长期主导所形成的贫富分化等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所致,其中住房问题绝对是其中最要害的问题之一。

如果说中央政府这一轮在内地的改革是为了节制资本,向人们传统认知的社会主义回归,未雨绸缪地解决可能招致社会不稳的潜在风险,那么,招致2019年香港骚乱的深层次经济原因,很可能就是刺激内地启动这轮大规模市场改革的最直接诱因。

因为香港施行“一国两制”,经济治理在原来一直是按照“井水不犯河水”的治理规则由香港本地实施,中央政府不做干预,也缺少干预抓手,所以这些问题北京虽然早有认识,并且不断向港府与建制派等提醒,但是,一则因为港府与建制派本身就是自由市场的信徒,二则因为他们也是香港原有利益结构中的一部分,三则因为地产商对政府政策的挟持与对改革的抵制等,这些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持续向深度发展。

香港政府与房地产商之间的利益共生关系以及地产商对中央改革要求的抵制,和内地地方政府与地产商的关系以及恒大等房地产巨头与政府调控政策的对赌心态可谓高度相似。

如果说有不同,那就是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地产商们似乎可以从制度层面得到更多庇护,可以通过将之解释为是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同于内地的特色,更消极应对中央改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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